病痛折磨半生 医院信任崩塌
母亲年轻时就患有多种疾病,最严重的是神经痛,造成她整个肩颈、胳膊疼痛难忍。一天二十四小时疼痛不间断,但止痛药不能一直吃,最多只能有效控制一、两个小时,久之药效减弱,最后基本不起作用了。
母亲常去看医生,多年都在找寻各种治疗方法,比如电疗,用高温照射颈项和胳膊,热会让疼痛减轻,但她的皮肤也经常被烫出很多大泡。
一九九八年外婆的离世,让母亲对医院心生恐惧。外婆九十二岁那年,突然中风倒下,送進医院,一直在急诊室里,不能進入病房。当时是十二月份,北京非常寒冷,急诊室来来往往的人進進出出,门频繁开启,寒风让外婆出现并发症,很快去世。母亲后来得知,外婆一直无法進入病房是因为没给医生红包。
治疗的无效、对医院的恐惧让母亲转向四处寻找偏方。
修炼大法重拾希望 面对险恶直面恐惧
一九九九年一月,母亲的一位同学向她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。她听后很高兴,就开始跟着学炼起来。短短二个月内,折磨她半辈子的神经痛完全消失了,她高兴得想蹦起来,她说终于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,就象获得了重生。当年母亲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,竟跟父亲一起去爬了长城,那是她年轻时都不敢想的。
可是一个月后,也就是一九九九年四月,有同修告诉她,天津警察抓了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,大家决定要去中南海边上的信访办去说明情况。
母亲也想去,但父亲劝她三思。父亲在外交部工作,他们深知中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,中共在天安门屠杀学生和市民时,父亲正在一个欧洲国家的中共大使馆当参赞,母亲作为夫人,加上会法文,也在使馆工作。大使馆内的官员都看到了坦克车开進天安门的视频,但上面要求所有使馆人员对外都要统一口径,谎称六四是暴乱,天安门没死一个人。
我的家族中,长辈们都经历过中共的血雨腥风。外婆早年在东北,三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共,是所谓的地下党。文化大革命时,惨遭批斗。父亲在外交部因为站错队,受牵连一直被打压。母亲曾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打成左派,又打成右派。经历了那些错乱而荒诞的岁月,母亲非常清楚中共的残暴,也知道其种种恐怖手段。
经过冷静的思考,母亲还是决定去上访。虽然学大法时间不长,还来不及深入领悟其中的博大精深,但她切身体会到了法轮功真实不虚的功效。她说,折磨了自己大半生的病痛,试了各种治疗方法,都没有减轻反而还增加了更多疾病,加上医院的黑暗令人绝望。只有法轮功能救她,如果不能炼功了,之前的病痛就会再次回来,她不想再回到那样生不如死的日子。
亲历“四∙二五” 平静中展勇气
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早上七点多,母亲到了府右街的信访办,那里已经站满了人,排着长长的队列,秩序井然、安静祥和。她说,当她放下了生死,加入到上访队伍中时,自己是平静的。
大家都静静地或站或坐。母亲找了一个地方,拿出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开始阅读。不经意间,一抬头她看到很多色彩艳丽的圆形透明体从太阳里飞出来,她赶快跟旁边的法轮功学员说,“看,好漂亮的太阳”。后来她才知道,那是飞旋的法轮。
当晚九点多,有学员告诉问题解决了,大家便陆陆续续地离开了。离开前,有学员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放進塑料袋。整个过程都非常平和,没有口号,没有标语,也没有任何喧哗,没有影响正常交通,更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论和行动。
后来从媒体上了解到,当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到中南海西门外,请法轮功学员派代表進中南海反映意见。法轮功学员代表提出三项诉求:第一,立即释放天津被非法抓捕的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;第二,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公开出版发行;第三,为法轮功学员提供一个合法修炼环境。
这次事件引发国际关注,形容这是中国史上最大规模、最和平、理性的一次请愿活动。
据今年二月七日明慧网披露的惊人内幕,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当时已密令部队進入待命状态,弹药上膛,欲重演“八九六四”惨案。当时多位中央领导人极力劝阻,又因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自律,屠杀最终得以化解。
“四∙二五” 丰碑光耀后世
多年来,母亲一直为自己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,能冲破恐惧的束缚,为守护自己的信仰,第一次勇敢地站出来而感到自豪。她说,她当时是豁出了性命的,因为在体制内,她亲身经历了太多中共整人的运动,她知道自己很可能再也回不了家了。
母亲的勇气与万千法轮功学员的勇气汇聚在一起,铸就了信仰的丰碑,树立起和平理性制止迫害的典范。每一年人们纪念这个日子,让这份精神历久弥新。
今年的纪念对我来说更加意义非凡,我相信是正信让母亲战胜了恐惧,是希望给了她勇气。母亲虽年迈,却学会了用电脑,无论怎么难,都一直坚持讲真相,让更多大陆民众看清中共,了解法轮功,选择美好的未来。从母亲那里传承这份勇敢和坚韧,让我深感在困境中更要守住善良、坚守信仰,把真相和希望带给他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