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对我说:“医院治疗不行,你炼炼法轮功吧。”那时母亲已修炼大法多年,我也看到了她身体的变化。以前母亲有好多病:心脏病、脑血管病、乙肝、风湿等,每年都要输液。母亲修炼法轮功后,这些症状都没了,也不吃药输液了。中共迫害法轮功,但我没有反对过母亲修炼。我说:“那就试试吧。”
一开始我只是跟母亲学炼功。虽然只是炼功,但我感觉自己病的症状轻了些。学会炼功动作后,母亲告诉我还要学法,要懂得法理。从那时开始,我就正式学法炼功了,并加入了本地的学法小组。
在一次炼功抱轮时,我心脏部位又开始难受,好象马上又要发作了。因为我当时已经开始大量学法,也明白了一些法理。虽然一难受我心里有些不稳,但我转念一想,自己已经得大法了,我有师父管了,我干脆什么也不想了。那个难受劲越来越大,我当时想着师父说的“坚修大法心不动”(《精進要旨二》〈见真性〉),我保持抱轮动作不变形。坚持了一会儿,就感觉到心脏部位好象化开了一个东西一样,一下子就轻松了,不憋了,也不难受了!我感到了大法的威力。师父看到了我坚定的心,给我把那个病业拿掉了。
从那以后,我把各种药都扔掉了,人越来越精神,心脏的症状没有了。大医院解决不了的病,我刚走入修炼,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,这使我更加坚定了修炼大法的信心。
后来我也主动做一些证实法的事,开车帮助资料点运送耗材。在同修的鼓励下去发真相资料,并尝试面对面讲真相。开始时跟着同修一起去,看同修讲。后来我也突破了怕心、面子心、畏难心,主动配合同修说,到自己独立去讲真相。我发现自己越坦然、越大方,众生越愿听,越能接受真相。
在讲真相、劝三退(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)的过程中,遇到了各种人:有感谢的、鼓励的,也有反对的、恐吓的、骂人的。就象师父讲的云游一样,使自己的心性得到了魔炼,也让我感悟到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,是为了让我们更快的提高,在圆满自己的同时,建立自己的威德。
二零二零年,我和母亲一块出去讲真相时,把真相资料发给了一名便衣(后来才知道),他给派出所打电话,后来警车把我们拦截,下来七、八个人。那时我母亲已八十多岁,他们放了我母亲。
我被绑架到派出所,被非法抄家。警察陷害我,准备把我送外县看守所。在派出所被非法关押期间,他们不给我饭吃,我也不觉的饿。我坚持发正念,背《洪吟》。我被送看守所三次,都因为体温高被拒收(因为是中共病毒(武汉肺炎)疫情期间)。最后一次他们好象也不管我体温高不高了,就是要送進去,可是看守所医生对我检查身体拍的片子指指点点,好象说有问题,结果第三次也没送進去。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。
在派出所每天都要测体温,都正常。可是到看守所,一测体温就高,派出所警察感到奇怪,问我:“你是不是发功了?”还问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,我就给他们讲真相。
因为看守所送不進去,他们就给我办理了“取保候审”,让我回家了,但他们一直在暗中推动非法司法程序。这期间,我请了北京的律师制止迫害,但他们还是把我陷害到邻县法院。
法院非法传唤我时,在同修的帮助下我离家出走。在外地同修的安排下住了下来,并和当地同修一块学法、炼功,自己在晚上也去发放真相资料。我开始给陷害我的公、检、法部门负责人写真相信,唤醒他们的良知。
这期间,我的心性也再次得到魔炼。我也曾陷入情中:因为我出走没告诉家人,只有母亲知道。我担心父亲快九十岁的人了,能不能承受?母亲一人面对家人,面对邪恶骚扰,该有多难啊;还有儿子在外地工作,女朋友处了好几年了,因为我的事也不能结婚,还担惊受怕的(我妻子已经去世)。
这时候,我的心脏出现了病业假相,晚上又发作起来了。我求师父加持弟子,我不能给外地同修带来麻烦。我知道是情魔的干扰造成的,我就长时间发正念,清理邪恶干扰,归正自己,跳出情,什么也不想,就是多看书学法,做三件事,病业假相就不再干扰我了。
后来我想老躲避也不是办法,就回家了。二零二二年我在家时,警察翻墙而入,我又被非法抓捕,被非法关押在本地看守所,之后我被非法判刑三年。
在律师不再参与的情况下,我提出上诉。我知道在中共的迫害中,上诉成功率很小,但我就抱定救人这一念,上诉书他们总会看吧。我写了六页的上诉书,抄了六份,在看守所那个环境下,笔也不让随便用。我请师父加持弟子,我用了一天多时间就写好了,并让里面的人看。他们说:“你这是在讲法轮功真相啊!”都很尊重我。当然中级法院也只是走形式,来了几个人问了问,最后还是对我非法维持原判。
二零二三年七月,我被非法关押至冀东(唐山)第四监狱。两个月后,又被转至冀东(唐山)第一监狱非法关押,我被分在三监区。那里当班的警察都找新来的人谈话,叫到我时,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,讲我身体怎么受益,他们大多都默默的听,有的还问一些法轮功问题,我都给他们一一解答。
后来监区长找我谈话,让我写所谓的“四书”,我说:“我没有犯罪,信仰自由,我坐的是冤狱,不认罪是我的权利。”我拒绝写“四书”。他说:“那你等着吧。”后来专门做“转化”的监区教导员找我,我拒绝写,他就强制我在车间罚站,一站一天;回到宿舍,中午也不让我休息,强制值班;晚上回去,接着在大厅罚站到睡觉,并让“大班”(监区指定的犯人头)监视我,天天如此。
我進行抗争,要求见驻狱检察官、监狱长。我告诉他:“监狱里也有人权,这是体罚,是违反监狱法的。”那个教导员蛮横无理的说:“监狱不是你家开的。”我就坐在地上抗议,他找了几个警察围着我,对我進行电击,并扬言:“我就让你这么站到走,我还要天天电你。”
我经常给监舍里的犯人们讲真相,很多人都劝我:“好汉不吃眼前亏,识时务者为俊杰,写了就没事了,出去还接着炼。”并说:“我们是有转化任务的,转化一个法轮功要给监区奖励的,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”这对当时的我确实是一个考验,因为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迫害,而且还有一年多的刑期。他们还授意“大班”、“线长”找我谈话,让我妥协,说:“你这是何苦呢,写了以后就随便了,没人再找你。”
我静下心来想:“我修炼大法也十年多了,我在法中受益,师父给我净化身体,教我做一个正直的人、更高尚的人。我难道能为了图一时的安逸,去违背自己的良心诋毁大法吗?那我还修炼什么?!”
我又想到了师父的讲法,我要能放下生死,我没什么怕的,堂堂大法弟子能屈服于邪恶吗?我不能让邪恶得逞!我要突破怕这怕那的心。想到这些,我一下正念起来了:我要让他们看到我的坚定!
一天,教导员又掂起电棍电我,我就在车间里大声喊:“法轮大法好!学真善忍没有错!世界需要真善忍!”我对他说:“你迫害好人!”他当时一下就怔在那里了。那天下午监区长对我说:“以后不要在监区、宿舍炼功,明天回去干活吧。”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,针对我的这次迫害解体了。
在这个过程中,同一监区另一组的一位同修,在车间分组如厕经过我站的地方时,经常朗诵师父《洪吟》里的诗句鼓励我。这位同修被冤判七、八年,我听说他被迫害的更严重,但他正念很强。有一次有机会和他接触交流,他还告诉我:“要去掉对迫害者的怨恨心。”
我走出黑窝已经几个月了。在看守所、监狱,我给二、三十人做了三退。我还给他们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,我唱《得度》,他们很喜欢听,在看守所好几个人都学会了,就连那个经常捣乱、打架的人也学会了。放风的时候,他们就一起唱。众生都有明白的一面,他们都等着得救呢。
我要走好最后的正法修炼路,救更多的众生,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