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被非法关押中反迫害的经历

【明慧网二零二六年九月三日】我是二零一三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曾经历了两次冤狱迫害。在师父的加持与保护下，我在关关难难中坚定的走了过来。下面我把自己第二次在狱中的修炼过程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

一、看守所

我本以为自己刚刚从牢狱回来，不会再進监狱了，还认为自己对旧势力与中共邪党的认识已经很清楚了。没想到在大街上，我突然又被塞進面包车内绑架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绑架，我心里还是“砰砰”的跳，怕心还是一个劲的往出窜。

被送到派出所后，我赶紧让自己镇静下来，给警察讲真相。一个警察问我：“你会唱大法歌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会。”我大声在铁笼子里边踱步边唱完《万古机缘》，又唱《得度》和《梦醒》。三首来回唱，我的声音响彻整个派出所，感觉全身心都在唱，就想让他们得救。派出所里的警察進来一个走一个，又進来一个，他们听着大法歌曲。

后半夜，我被送到当时中共病毒（武汉肺炎）疫情隔离的县看守所，我马上开始绝食、炼功。炼完动功后，大家都起了床。我意志坚定，双盘坐在铺上，双手结印，打手印炼第五套功法。对讲器中警察开始喊：“干什么呢？！把她的手拿开！”我的心一丝未动，双眼微闭，双腿如磐石。监室里十六、七个人，听到喊声齐刷刷的站成了一排，没一个人上前来动手。屋里的组长慢慢走上前来，轻轻的用手触碰了一下我的手掌，走开了。

闲暇的时候，我就给大家唱歌、讲真相。一名男警察站在窗口问我：“你是中国人吗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他说：“你遵守中国法律吗？”我说：“遵守。”我反问他：“马克思是哪国人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德国人。”然后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扭头就走了。

我绝食的第四天，别人看我比其他人还精神，还对着摄像头大声唱歌。所长非法提审我时，问：“你怎么这么坚定啊？修别的不也能修成吗？”我说：“不能！”旁边一名警察赶紧说：“啥也别跟她说了，没有用，说不过她。”赶紧把我送回了监室。我大声说道：“善待大法弟子功德无量！”

我绝食第六天的时候，所有女在押人员被送至市看守所，上下楼一折腾，我的心跳异常，身体出现了无力反应，感觉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看着满屋子的人，我想着我得救人啊，这种状态怎么救人呢？组长（在押人员）跟我说以前她接触过的大法弟子的一些神奇事，告诉我：“你可以自由炼功。”她一脸的真诚，我喝了她送来的糖水，吃了饼干。

警察A一听说我吃饭了，高兴的把我调到了她管理的监室，我遇到了A同修。她的案件正在上诉，这时我的法律知识派上了用场，我帮助A同修完成了控告信和上诉状，但她还是被非法维持了原判。

我对家人的亲情也起来了，不能行走的老父亲亲眼看见我被抓走，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样了？我的心好苦啊！有不愿承受苦难的抵抗情绪，恐惧与怕心时不时的出现。执著心来了我就抓住它，灭了它，修去它。

我的案件没有逮捕证，没有什么非法提审，就开了庭。在庭上，没有会见过的法援律师为作伪证的公诉人“辩护”，本来是零口供，却说我坦白供认所有事实，自愿认罪认罚，天大的谎言！我的忿恨之心全起来了，与律师一顿争吵。

之后我开始了控告之旅，在看守所再次绝食，要求约见驻检检察官。驻检来了，推诿不接举报信。再约驻检检察官，不来，我就再绝食，当时的怨恨之心胜过了一切，慈悲心也没了，救人讲真相也讲不了，已经不在法上了。

看守所因为我绝食，把我钉在了死人床上，强制打针。因为多次绝食，我身体发生了抽搐，脸、嘴、手不停的抽。我当时一念想：抽吧，来吧，表现的更严重些吧，是让我死吧。躺在铺上，我突然看到眼前出现一个红点，两个白亮点。我心马上一惊，自己错了，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了。我请师父加持自己，马上发正念灭旧势力与病业状态。我因为坚持炼功，身体恢复的很快，接着我就讲真相救人。

投监时，我拒绝抽血体检。去监狱那天清早，我盘腿坐在铺上，一动不动，心里想着大法。上来几个男警察，我大声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看守所迫害法轮功！”我被硬拎着上了车。男警们冲着我微笑，我发现这回自己没有起怨恨心。

二、监狱

進监狱后，B同修传给我一份经文，是《转法轮》第四讲〈失与得〉。看到法，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，无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弟子的每一步都凝聚着师父的保护。在难中有大法的指引，是多么的重要啊。

迫害法轮功的监区关着近三百人，有七十名左右是大法弟子，其他的都是包夹人员、做“转化”人员等等。在这三年的时间里，我换了七个包组警察，调了四个监室，换了六个组长（管监室的犯人）。

刚到监区，“攻坚组”（做“转化”）的两、三个人就上来了，让我坐在一个高度和直径在十厘米左右的儿童凳上，凳子的中心都凹下去了，只有边缘在支棱着，一看就硌臀部，还让两膝并拢，背挺直，两手放在膝盖上。

我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，微笑着问：“是谁出的这么个招？是警察还是你们？”她们回答：“我们拿过来的，警察也没吱声，就这么一直用着。你要是受不了，就写四书吧！”说着准备好纸笔，放在我面前。我说：“真是难为你们了，‘四书’我写不了，比要我命还难受，真的写不了，要不我给你们写真相吧。”说着我拿起笔，犯人A赶紧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就着这事我讲起了真相。

晚上不让我回监室睡觉，我就继续讲真相。犯人B绷着脸来了，说：“你们那个明慧网都是假的，你知不知道？”我说：“明慧网可以向全世界公开，你也公开啊！”她气急败坏的说：“谁也别跟她说话！”掉头就走了。

这些年里，有多少大法弟子给她们讲大法的美好，可是她们出于邪党体制下的无奈，还得做这些事，真是可怜啊！无奈之下，她们找来了犯人C和我独处。C先吼，吓唬人，然后双眼左右游动的盯着我的眼睛，我依然平和。她一看我没有畏惧的神色，说：“我也不反对法轮功，就是为了减刑。这样，我给你写，你不调监区就别说。这样行吧？”

我考虑了一下，看着眼前她那双清澈的大眼睛说了一句：“修炼人不伤害别人。”但我转念又一想：“错了，这不是配合造假吗？这不是让众生犯罪吗，路没走正啊！我是不是有应付了事的心啊，是承受的多了，想糊弄过去啊。修炼是严肃的，这怎么能行呢？”

三个月后，监狱“610”（政教科）对“转化”的人做验收，让我去，我说：“我可以去，但想说什么我说了算。”最后没有让我去，但是又开始让我坐小凳，我把小凳用力一踹，说：“凭什么体罚我？凭什么折磨人？”随手就拍监室内的对讲器，问警察：“为什么让我坐这种小凳？”警官回答：“休息吧。”组长把凳子换成了与其他人一样的凳子，但不让我洗漱。

又让监室里那个十多年“转化”经验最丰富的，公认为人最阴险的犯人D做我的工作。此人曾因为心脏病、鼻腔大出血住过院，差点没了命，她自己也承认遭报了。她表面上挺温和，正常生活时看不出来与别人有两样。可当作“转化”时，被邪灵附体后的表现，象换了一个人，言语如刀，正常人是无法想象的。

犯人D有一个邪恶“转化”招数叫熬鹰，她一直站在那盯着我看，眼光带着仇恨、挑战与蔑视，一种要战胜我的架势。我感受到她的目光，慢慢的抬起头，由温和转而严肃的目光与她对视，就那样一直对视，估计有二、三十来分钟。她的目光越来越带有凶意，我心里还想坚持，可眼睛马上就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突然眼前出现一层白雾，我虽然看不清她的眼神，但是还能看到她的脸庞，还在对视着她。稍后她扭身败下阵去，不再看我。我马上想到是师父帮了我，我在心里说：“谢谢师父！谢谢师父！”

有一次，犯人D以死相逼：“你以为你行啊，你不转化，你以为你能活着出去吗（疫情期间死亡人数激增）？你假装绝食给谁看？”我被激怒了：“好，我就绝给你看！”连续三天，我没吃没喝，要求约见包组警察。组长上来劝说：“你吃饭，吃点饭带你见警察。”我心里想着自己的争斗心起来了，绝食不是目地啊。

包组人很温和，说起了我刚知道的家父去世的事，我的泪水情不自禁的流淌。我表明认罪不认罪是个人的合法权利，她也表态可以不认罪，恢复我的洗漱。

要过年了，所有监室的人包括出工后的人晚上回来都不能出屋活动、看电视，理由是我的“转化”工作没做好。我一看这不是搞内斗吗？我再一次绝食，要求允许大家看电视、自由活动。

犯人A去找警察，警察说其他人可以恢复正常生活，条件是我要独自继续坐凳子学习，从早晨五点半至晚上九点二十分。过了年，初三又开始轮番做我的“转化”，我同时要求走狱内的控告程序，要求写控告信，对于体罚小凳的问题给监区写了封建议信，要求取消。控告信走的不顺利，更换了包组警察，我这边催着，那边推诿。

一天，借着出去扫雪的机会，我将控告信投入了楼下的举报箱。两个月后，驻检检察官来了，要求监区投递我的控告信至省高检高法。就这样，凳子式学习了五个月，我的身体承受到了一定限度。我虽然一直在反制邪恶，但腰部还是出现病业反应，我觉的不能再坐了，自己進入了正常作息，组长就一次次的把被子扔到地上不让我休息。她扔一次，我默默的捡一次，期间不停的发正念。后来说指挥中心监控视频发现了扔被子的事，制止了。

犯人D快到出监的日子了，我叫她说：“我们出去聊两句？”她说：“行。”我和她讲：“你不要错过机缘，三退（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）的事回去自己上网做了。”她诚恳的说：“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”

监室来了新同修，看着她坐那个十厘米大小的小凳，我大声问：“是谁让坐的小凳？坐多长时间了？为什么坐这个小凳？”第二天一早，我被调了监室，去了犯人B的监室。遇见了一个同修，教我师父的经文《弟子的伟大》。背这篇经文我感受到了莫大的鼓励，苦难中师父给予了弟子战胜魔难的勇气，让弟子在魔难中精進。

犯人B擅长打骂，有一个不配合、不穿囚服的同修总挨她打骂。打一次，我拦一次，犯人B冲我说：“谁的事你都管。”我将B打人的事报告了警察。虽然没有要求扣她的减刑分，仍然引起了犯人B对我的怨恨心，我又被调了监室。

这个监室有个老同修，教我背了师父的经文《何为忍》、《再认识》等经文，我如饥似渴。我悟到我还要继续修忍，我还没达到无气之忍的状态。

一天，组长非得让我出去看《新闻联播》，我说：“我不去，我一直不看，为什么现在突然让出去看？”她说：“必须得去。”我口气也硬了些，说：“我就不去。”她猛上来拽着我，给了我三拳。我象战斗机一样跟她吵了起来，没忍住。犯人A 和B来了，劝来劝去，我眼泪在眼圈里打转，含泪而忍。

事后我发现自己有怨恨心和争斗心没有去净。我平和的给监区写了一封信，揭露监区里的打人现象，要求加强监管。并做了“严正声明”，对以前配合所做的一切，包括“四书”全部作废，今后对于任何造假的行为一律不予配合，完全归正自己。

组长找到我，请求不要扣她的分，耽误减刑。我说：“考虑到你家有年迈的母亲，你保证吧，保证不再迫害大法弟子，我考虑给你机会。”她说：“行，你看我表现。”过两天，她当着全组人的面给我道了歉。同修已经给她做了三退。

闲暇的时候，我继续推進我的控告信，向监区索要控告信的快递单据，证明已正确投递出去。我一次又一次要，总是不给。一会儿说是违禁品，一会说出监时给。省巡视组来监区巡视，机会来了，我以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向巡视组反映了控告信方面的问题，对大法弟子打骂、体罚、禁足等不公待遇的问题。

不到一个月，监区管理层警察出现大规模调整，办理控告信的警察调走了。我坚持向接管的警察要快递单，她只给了复印件，不给原件。我层层找新监区管理层索要，新副大队态度蛮横，我告诉她：“这样做侵犯个人合法权利。”她言辞越来越激烈，我转身大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”随着这一喊，来了四个警察、二十多个犯人加组长，把我团团围住。

那个副大队也喊了起来：“你是不是喊‘法轮大法好’了？你是不是喊了？”我严肃的看着她，沉默不作答。我再一次指出快递单没有写收件人名称等问题，存在阻挠控告信、包庇公检法人员的行为。一听我这么说，他们立刻降低了声调，说给约驻检检察官帮助解决，又安排让我向举报信箱投递信件，约见驻检检察官。

我又写信给监狱长、监狱纪委、新到任的监区长，阐明快递单据应归个人所有的理由，不给快递单原件的背后问题，揭露看似“合法”的方式，侵犯个人合法权利的行为，要求其归正行为，并索要个人缴费的快递单，这时离我出监的时间还剩下一个多月。出监那天，我拿到了快递单原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