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法律程序反迫害过程中讲真相

【明慧网二零二六年九月二十日】二零一五年我参与诉江后，被非法抄家。过后我有过一个念头：想走法律程序，但又觉的没有时间咨询律师，或找相关部门递交法律文书。在一次被非法拘留迫害后，为了破除旧势力進一步的迫害，我开始了走法律维权这条路，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。

一、归正思想

由于我起了显示心等执著心，加上在一次发真相资料时不太理智，我被非法拘留。非法拘留结束后，迫害没有就此停止，我被非法跟踪、监控，如影随形，而且邪恶还想继续走程序迫害。

我看到有的同修因为被迫害，申请公权力机关要求保护。结合自己的情况，我也想利用法律反迫害，救人。但是想着我本来就是被公安机关、派出所安排人员非法跟踪、监控等，做违法事情的就是他们，还向公权力机关要求保护，好象不太合适。

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：在民主国家里，警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也是应该保护合法公民的。虽然中共邪党把警察等人员变成了打压人民的工具，但是大法弟子承担着救度他们的责任，我不能承认警察是“工具”，警察就应该是保护公民的，这种思想才是正的。

二、整理文书

为了救度相关人员，我觉的应该把法律文书写的让他们愿意看，但是又不能让他们钻空子说是在宣传法轮功。最好是把法律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揉在一起，这样显的专业，也能更好的起到救人的作用。

我凭着自己的理解，写文书时对照警察从头到尾所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、没有按照法律做的行为，依照法律一条一条的指出。我不带着治谁的仇恨心理，只是就事论事，从法律的角度平和的指出警察的违法之处。通篇看，语句不硬也不软。经公义论坛专家修改，就成了可以递交的法律文书了。

由于文书不是给一个部门的，因此亲自递交不太现实，所以我主要采用邮寄的方式递交法律文书。这个过程很辛苦，有时为了及时在法定时间内整理、打印好文书寄出，一通宵都不能休息。

通过翻找法律法条，我更加明白了旧势力迫害的一整套程序，全部都是没有法律支撑的。而公检法司等人员只是机械的被利用，披着所谓法律的外衣，干着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情。但是他们不知道迫害大法弟子是犯天大的罪，将来他们永远都得承受偿还，可是现在他们不明白，也不相信这个理。

三、控告与救度

我看到过一篇文章，写的是一个县级市的公安局副局长A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，以经济犯罪的名义获刑十几年。A后来跟人说，很后悔一次值班期间接到举报拦截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。如果A不做，当时会背上一个大处分，很可能就调离了公安，到别的地方任闲职。那样的话，就不会有今天的“这锅罪”，就是这次的牢狱之灾。

当然A还没有意识到他的牢狱之灾完全是因为迫害法轮功的报应，但两害相比取其轻，他用自己的理解表明，如果一个小的苦难能够避免一个大的祸患，那是一个生命求之不得的。

文章说：在这场迫害中，对于很多参与迫害的人来说，恶报未尝不是他明白真相得救的最大机缘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没有比让他停止作恶更重要的了。只要能制止他作恶，即使当时因为我们的控告使他面临了处分，使他没有机会参与作恶，那这种控告对他就是得救的机缘，最有力的救度。

明白了控告就是救人的道理，当法律程序走了一个多月的时候，我开始控告违法犯罪的警察等人员。

第一次邮寄控告书时，由于份数太多，当天上午没带完，还有十几份留在了家里，准备下午再继续去邮局。当我上午寄完一部份控告书刚回到家，不一会儿，就听到有人“砰砰”敲门。我不想开门，但是家人催促开门。

我开门后，看到警察等几人站在门口，其中一个警察说他是社区的，他让我到社区去。我问：“你有没有法律依据？有没有程序性文件？”他们都没人回答，而且另一人还拿起手机对着我准备拍照，我说：“没经过我同意拍照，侵犯我的肖像权。”我不配合开门，就把门关上了。他们再敲门，我也不开，后来他们都走了。

我明显感到，另外空间的邪恶很害怕被控告。我心想：“被骚扰了，还有十几份没寄，还寄不寄？”我想自己救人做的是最正的事，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，而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利用警察来阻止我救人，我不能听旧势力的，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以法为师衡量后，当天中午我走出家门，把剩下的控告和文书寄完了。

对每份寄出的快递件，我都会及时的一个不漏的查询对方是否接收。按之前的经验，头天寄的邮件，第二天基本就可以到达目地地。但是我查询发现，这次寄的所有邮件显示的都是：正在发往某某中心。某某是本市的名称，邮件没一个到达的，而且显示的都是邮寄当天的最后时间。第二天完全没有進度，也就是快递件没继续往该送的地方送。

我给快递公司客服人工服务打电话，反映了此问题。我说：“我寄的都是比较重要的文书，是关系到我人身权利的。到底是您快递这边的原因，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，我一定得搞清楚。如果邮件一直不到的话，您这边是要负责任的。”客服人员回答说：“一般是在您第一次反映问题的四十八小时内回复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就是后天。如果后天还没有回复，或回复不满意，我是要走法律程序的，我会举报、控告或申诉的。”

在两天的时间里，我共打了四个客服电话。当我打了第四个电话之后，控告快递件开始正常推進了。

四、理性面对非法询问

这次控告文书寄出几天后，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等几人到我工作地找我谈话，主要是国保大队长跟我谈话。一开始，我就明确的跟国保大队长表明：“您现在是不是代表公权力跟我谈话？如果是，那您要出示法律依据和规范性法律文件。”其中一个警察在桌子上放了一个执法仪。

谈话过程中，我说：“我寄给您的快递文件内容很清楚，在中国，没有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。江泽民讲的法轮功是某教，是在法国访问时对着记者说的。第二天，全国媒体跟风报道。他讲的话不是法律。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寄信？因为警察是应该保护人民的，但是现在却是最危险的职业。有句话叫‘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’，也就是善恶有报。可能有人说善恶有报是诅咒，其实不是，它是真正的天理。”我讲了文革过后，北京市公安局长自杀的事，讲了二战时希特勒的事情，和他的跟随者执行他的命令，后来被国际法庭审判的事等等。

过程中，国保大队长说到翻墙等敏感问题，我说：“我不配合回答，类似这种问题我都不会回答的。”他说法轮功违法或是某教等，我说：“您要拿出法律依据，不能空口说白话。”他说让我自己上网可以查到什么什么。我就说：“不应该是我查，应该是您给我出示。”

中途我说到邮寄法律文书是为他们好，不希望他们办冤假错案。说到一个地方，我流泪了，国保大队长给我递纸巾，我感到这个国保大队长还是有善的一面的。

全程，国保大队长都没有明确说来的目地和事由。最后他说，以后要是你违法了，我们还是要怎么的。我说：“我是合法公民，是最维护法律的公民。”从这次与国保大队长的话语中，我隐隐感到，因为我控告之前警察非法抄家、想用监控继续非法刑事侦查迫害的计划，维持不下去了。

五、家人的承受

走法律程序救人的过程中，我面临的阻力和压力是很大的。最开始，家人说只让我走一、两个月的法律程序。但看到一个多月了，我还继续时，他们就开始抱怨，在怕心的情况下给我施加压力。

期间，我由于在修炼上有松懈，没严格要求自己，家人几次晚上出现身体危险状态，还让我把打印机拿走，要我快点结束走法律程序，说不拿走，就要丢出去。家人表示跟着我压力太大，承受不了。当家人知道我不仅寄给本地，还往北京寄了，就非常害怕，怕我被报复，他们自己也害怕。

我耐心的跟家人讲，为什么我要走法律程序，是因为被警察非法威胁、跟踪，随时都有会被再次迫害的可能。走法律程序，不仅是对我的保护，也能让警察看到是他们在违法，阻止他们進一步做坏事，避免将来被追责，因为执行违法的命令将来是一定会被清算的。

在家人承受最大的时候，他们无奈的做了最坏的打算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听他们说：“（工作被）开除就开除了吧，有什么办法？”在隔壁房间听到他们谈话，我感受到家人话语中的无助与凄凉。我下定决心，为了家人与众生，我也一定要修好自己。

六、重视递交法律文书后的跟踪

一开始，我也不是很主动的跟踪邮寄文书的后续情况，对打电话我也是有顾虑的。有时我不想打，想到了多少天就继续走程序。后来我想，一个常人如果给法院寄了起诉状没有回应，会不理不睬吗？之后我开始打电话，追踪進度。

打电话中，当我从法律条款上指出相关人员没有依法行政时，我发现被问话的检察院、法院等人员说话明显底气不足，也有的无可奈何，当然也有的人习惯了对法轮功不讲法律的态度。

渐渐的，我明白了跟踪邮寄文书是很重要的，可以和相关人员沟通，知道原因。这样控告时，使控告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。而且我还学会了在通话的情况下录音，并且熟练的运用。我反复听录音内容，整理文字更专业、准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说话越来越从容，对法律程序认真的对待，也都是为了更好的救度公检法司人员。

第一次收到被法院退回的快递件，上面贴有“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”。未拆封前，我心里还是有点紧张，毕竟在我的心里，法院等部门是令人敬畏的部门，他们应是正义的象征。但是当我打开看到起诉的原件被退回，却没有任何文字说明，我很失望，亲身体会到了公平、正义在中共邪党这里是没有的。

七、抵制各种压力和干扰

随着法律程序的继续，另外空间的邪恶受不了。我频繁被单位领导、上一级领导谈话等等，真的好象是被包围的感觉，所有目地无非是想让我停止走法律程序。

1.被告知要在单位办“学习班”、要处分

领导说上面要单位办我的学习班，让我每天在单位空余时间抄写法律。我说：“你们不能这样搞，我没有违法。违法的是警察，应该警察学习法律，而不是我。而且单位不是执法部门，没有权力这样搞，这是违法的。”我还说：“拿出让我抄法律的法律依据。”后来，此事不了了之。

一天，上级一个领导又找我谈话，他说他们的压力很大，如果我继续走程序，他们为了自己不被处分，会对我進行处分。他说只要是被行政拘留的，根据行政拘留的决定书，就可以对我处分，并且当年考核定为不合格，并扣除各类奖金。我说：“对我的行政拘留是非法的，没有法律依据。”他说“我们不管这个”等等。

2.住家楼栋被贴污蔑大法的粘贴

就在我继续法律程序时，一天早上我上班下到一楼，突然发现墙上贴有污蔑法轮功的粘贴，粘贴上还让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法轮功学员，我揭了下来。

下午五点多我下班回家，走到一楼楼栋口，又看到三张大的邪教粘贴，我又揭了下来。吃完晚饭后，我又到其它单元一楼楼栋口看，都没有。我回到自己所住的楼栋口准备上楼回家，突然又看到了两张，我又揭了。我觉的这应该是刚贴的，很明显，这是针对我来的。

此事过了两天，上级领导又到单位找我谈话。比较上回说话，他像变了个人，很严肃。他拿着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》，给我读其中的一些章节。他没讲完时，不让我插话。他还拿着几张纸，上面有民政部通告、公安部六条、刑法三百条、两高司法解释内部通知、最高法、最高检关于《刑法》三百条最新司法解释中的第二条。

我手上刚好有一套走法律程序的文书。他讲完后，我就依照我所拿的相关的法律条款，比如《宪法》第五十八条、第五条、《立法法》第九十八条、《刑法》第三条[罪刑法定]原则、《立法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等给他讲真相。我还把最高法院给我回复的短信，也就是感谢我对法院的理解与支持的那份短信、相关的快递单号，还有市纪委给我的回复等打印了一份，也给他看，我说“连最高法院都支持走法律程序……”

我在讲述的过程中，发现他的脸色由严肃变的缓和。我说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》，被调查的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成立的，应予采信。他把我所有带的文书等都收下了，说他承认。一开始给他，他是不要的。

这个领导还说，现在还没有启动调查程序，如果我继续寄文件，上级部门可能会启动调查程序，那时就不是他来了。我也表达了我走法律程序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，是合理合法的。合理合法的东西，寄的再多也不违法。如果真的启动对我的调查，我会申请复核，或控告，那时也许您也会在其中。

当我整理好了针对非法拘留的控告书并邮寄后，我所住的单元楼栋的两个电梯里又被贴了法轮功是某教的粘贴，落款是“街道办”。

家人告诫我说：“电梯里有摄像头，就是针对你的，你不要再揭了。”还说之前我揭下的粘贴，上面直接写着某某职业（我所从事的职业）的人揭下粘贴，就被开除的文字（大意）。其实我当时揭下时并没有细看上面的内容，所以家人告诉我时，我很吃惊。

但是我想：大法弟子要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，我怎么能因为自我保护之心而允许这些不实的诽谤、谣言毒害民众呢？而且家人進电梯时，心里也是压抑的，我还是找时机揭下来了。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住的栋楼电梯内，被陆续贴了近十次邪教粘贴。

3.被约谈威胁

揭邪教粘贴事情过后两个月的一天，有两人到单位找我谈话，一男一女。我问他们姓名，他们都不说。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。女的回答：“是学习班的。”我问：“哪个学习班？”她回答：“是区政府的。”

男的一上来就说，我给他寄信，是有关法轮功的，伤害了他，让他心情不好，很生气等，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。我说：“法无禁止即可行。”我问他姓名，他不回答，说：“不告诉你。”我说：“您不告诉我姓名，怎么证明我给您寄过信？您要告诉我姓名，并且把我寄的信拿来，才能证明我给您寄过信。我寄信是让您损失了钱财？还是身体哪里受伤？伤害到什么成度？您得证明啊。”

他不正面回答，还说：“你都承认你给我寄过信，还不承认？”他还说公安部六禁止等。我说：“公安部六禁止违反《宪法》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等。”那个女的说：“你知道什么是信仰？”她马上说了一大堆，她还让我背信访条例等，还跟男的说我的症结就在这里等等。

我一看不对，她好象是要给我灌输她的那一套东西。我就说：“你们不是代表个人来的，那么就要说出你们的姓名，还有依据什么法律？来的目地是什么？如果这三个问题你们不回答我，我不会再配合回答任何问题。”男的说：“我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，如果你不想解决问题，那我就起诉你。”我说：“可以，这是你的权利。但是，你要拿出证据，证明我给你寄过信，怎么伤害了你，伤害到什么成度？”女的说：“如果你继续下去，会被开除……”

整个过程，男的说话非常激动，咄咄逼人，我多次提醒说：“不要激动，我不想吵架。”看的出来，他们一开始就想占据主导，并极力的把我往他们说话的方向带。男的还问我：“你知道行政复议的期限吗？”我问：“你是搞行政复议的吗？”在我重复了三遍“如果三个问题你们不回答我，我不会再配合回答任何问题”后，他们就让我走了，结束了被谈话。

4.再次被约谈

过了十几天，公安分局国保、派出所、社区等又有几人到我单位会议室找我谈话。我觉的总是被谈话，也是他们在违法犯罪。为了他们不被利用做坏事，我不能配合谈话了。

因此，我一开始就说：“我本来是不想来的，但是出于礼貌，和为我们领导着想，不想领导为难才来的。之前我跟领导说过，这种非正常的频繁谈话，对我的工作是一种干扰。如果以后有人来，不说出姓名、单位、不出示谈话的法律依据、程序性法律文书，我有权利拒绝见面。各位首先应该遵循谈话的基本法律程序，要依法行政，合法行政。”我拿出纸张，要求他们一个一个的说姓名、单位。他们一个个的说，我用笔一个一个的记下来。

然后，我又要求拿出谈话的法律依据、程序性法律文书。派出所一个领导说：“不需要。”我说：“这是必需的，必须拿出法律依据、程序性法律文书。”他说：“第一次听说谈话有基本法律程序，还要拿出法律依据、程序性法律文书。”我说：“是的。您是警察，应该懂得，您是故意不懂吗？如果不懂，您回去查一查。”他说：“要么你查了告诉我。”我说：“您自己回去查。”

中途他转说其它的话题，我说：“您别转话题，如果您不出示法律依据、程序性法律文件，您所有说的话我都不会回答。”他说：“对犯罪嫌疑人，才需要出示法律依据、程序性法律文件。难道你跟你们领导谈话，也要领导出示法律依据吗？”我说：“正常谈话也需要法律依据、程序性法律文件。如果您拿不出来，您就是说一百句、一千句话，我也再不会说一个字。”

他们再说话，我就不回应了。他说：“你这样是不礼貌的。”我说：“是您不遵守谈话的基本法律程序在先，我才不配合的，说我不礼貌是不对的。”我还表示：“有设备会送来公司，我要接收。我不想继续谈话，我要离开。”他没同意，他又开始说，我就不言语。中途我又让领导看时间，说：“不能耽误我的工作。”

在我几次要求结束谈话后，派出所领导说：“算了，不耽误你的工作。”同意我离开了，全过程近四十分钟。

5.利用遭经济迫害完善法律文书
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继续层层往上走法律程序，并对各级渎职人员進行控告。控告主要是为了提醒、告诫相关人员，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漠视和渎职行为，将来是一定会被清算的，我真的希望控告能够唤醒相关人员麻木的心灵和良知。

就在这个过程中，邪恶利用常人又从经济上对我進行迫害，非法克扣了接下来该发的几个月的绩效，而单位和上级部门却没有给出书面通知和合法的理由。针对明显违法的行为，为了对所有相关的人负责，我也不能承认这种迫害。因此，我又增加了破除经济迫害的法律程序。利用休假，我还去上级部门找相关领导，问原因和讲真相。

之前，在所有法律文书里，我几乎没有涉及自身修炼心性提高后，在工作中的表现事例。但是这次非法扣我的绩效，单位领导明明白白的告诉我，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。因此在文书中，我适当的加上修炼法轮功后自己在工作中的尽责表现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一个同修看了相关文书，说：“这些是真实的工作经历，别人一看就明白，这是一个人做了几个人做的事，没奖励就算了，根本不应该扣发奖金。这样写是紧扣主题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”

6.正念面对邮寄人员的刁难

自从我开始针对经济迫害走法律程序，到原邮局寄信发现邮寄快递的人员换了，她们说这是正常的互换。前两次我寄法律文书，新的邮寄人员几乎没怎么看内容，但是我大概的跟她们讲了我是针对什么邮寄的。

第三次在新换的人那邮寄时，这个寄快递的工作人员寄了两份就停下来，翻看我寄的所有文书内容。她只是粗略的翻看了一下，就说：“你是在钻法律的空子，实际是在宣传法轮功。不要把别人当傻瓜、‘二百五’。你要向哪个部门寄，就只寄哪个部门，为什么寄这么多？”她还指着最后几份名单说：“某某区和你这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还往那里寄？”这个区表面看跟我所有的起诉没有关系。

我给她解释，刚开始她不听，还有点激动，她说：“我可以把你所有寄过的地址都打出来，我可以打110报警，让你跟警察说。按规定，邮局是不能寄法轮功的东西的，要没收的……”我说：“您可以随便拍（邮寄的名单），这都是公开的。如果您不想寄剩下的文件，我不强迫您寄，我可以到其它邮局寄。但是我寄的都是法律文书，因为我被非法拘留，我要求撤销对我的拘留；他们说我是邪教成员，我要用法律说法轮功不是邪教。就象我被冤枉杀了人，我得说我没杀人吧。不能说有‘法轮功’三个字，就不是法律文书了。”

我还打比方说：“为什么我要寄给几个检察院，因为我向区检察院控告了，区检察院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的身份，不受理；我就向市检察院控告，同时也寄给区检察院，是告诉他们，你们渎职，我控告你们了。”她问：“他们回复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有回复的。而且我给区检察院打电话时，直接就针对他们对我是法轮功学员身份不回复，表明我会控告他们的。在电话里，他们也没说什么。”

我还说：“法律没有规定控告这个区的人，不能寄给那个区。如果有明确的法律规定，我就不寄。”她说：“你在钻法律的空子。”我说：“不是这样的，这只是您个人的看法。”

最开始时，她说被要求做笔录。我后来问：“您被要求做笔录了吗？”她又说：“没有。”我说：“我是按照法律规定，堂堂正正的。您可能是有压力。”她说：“没有压力。”我猜想：是不是她被派出所或什么人威胁了？我还让她拿出我不能寄文书的规定。她反问：“我说不给你寄了吗？我只是劝你只寄能解决问题的部门，不寄不相关的，你还给我洗脑……”

过程中，我以为她不会给我寄剩下的名单了，但是我给她讲了原因后，中途她又改变了想法，还是接着给我寄完了。

后来又一次在邮寄文书时，我先拿出准备好的《行政诉讼法》一百一十条给她看，并说：“因为区、市、省都渎职，不受理，我的法律程序已走到了最高法和最高检。今天我邮寄的是各区法院、检察院、司法局部门的人，也是在向他们求助。根据《行诉法》一百一十条，他们可以把我的文书转送给相关部门，也是对我的一种帮助。”

她说：“你上回还寄给了人社局，我都没说。”我说：“是的，人社局退回了，是因为我的绩效被扣。我以后可能还要针对人社局走程序的，现在没时间，我是想先寄给他们看看。”我还说：“你上次说我是钻法律的空子，我回去思考了，你说的不对。钻法律的空子是要做坏事，而我是依法做事。如果依法行事是钻法律的空子，那所有的法官、检察官都是在钻法律的空子了。”

我接着说：“你说不听我说的，我给你洗脑。我从来不会让别人只听我说，不能听别人说。如果一个人只让人听自己说，而不听其他人说，那才是涉嫌洗脑。”说到这，她说：“你别说了。”我说：“好，不说了。”然后她就开始给我打印邮寄单。最后邮寄完了，我说：“谢谢你啊！”她说：“不谢。”

当针对这个经济迫害的法律程序走到两个多月的时候，之后的绩效又正常的发放给我了，但是非法扣除的那几个月还是没有补发。

7.“从新考核”

之后的绩效正常发放约一周后的一天，学校领导告知我，区教育局给学校发了一个函，要学校从政治上对我上一年的年终考核从新考核，

说是我被拘留过，之后一直在到处寄信。还说哪哪年，也有年终考核是待定状态（应该是我被非法劳教、关洗脑班期间，年终考核学校也没评价）。

还说我在区政府信息公开网站上发了什么违规的内容，我说：“这是没有的事，我从来没在区政府网站上发过任何文字。”总之就是这些所谓的理由，要迫使学校对我从新评定。当天下午，领导层就要一起开会决定。

我说：“不论是从工作上还是政治上，我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因为派出所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非法拘留我，所以我才走法律程序的。学校对我上一年的考核为合格，也是根据事实作出的评价。如果从新评定不符合事实的话，不仅我之前的法律程序我还继续走，而且我还要对学校走法律程序的，那时我会配合控告一起走，可能学校开会的领导层我都会写在控告书里。”我对所有将参加开会的领导都表达了上述意见，后来学校领导开会没有做出什么决定。

但是，这件事情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，既然那么强调“政治”，说明很多公职人员摆不清是听政治的，还是听法律的。我又写了一个法律文书邮寄给了相关部门，内容中重点讲了“政治”是“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”的，不是绝对安全的，政治运动都有结束的一天，那时以政治为名而整人的人，会被当作替罪羊抛出的。

8.继续走法律程序，找教育局领导讲真相

从新考核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，几个月后，当年每月应正常晋升的工资又没有补给我。针对这个，我又开始控告区教育局局长，对区教育局申请信息公开、寄申请书等程序。我还用学校放假的时间，去区教育局找局长等领导，利用要求恢复被非法扣除的绩效和正常晋升的工资等讲真相。

跟局长见面时，我说：“我控告了您，您没生气吧？我这也是为所有人负责。”局长说：“扣绩效是依法、依规办事，没有滥用职权，是有依据的，依据派出所的行政处罚，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，全区扣了十几个教师的绩效。”我说：“其他被扣绩效的教师，是他们真的违法了，而我是冤案。虽然从现在看，依据派出所的处罚对我扣绩效好象是对的，但是以后这个事情迟早是会正过来的。到那时，就会知道警察错了，是他们在违法。而他们错了，教育局也跟着错了，所以都会承担责任，会被追责的。”虽然我说的话他们现在并不完全赞同，但是至少谈话在较轻松的氛围中。

这次谈话中，区教育局局长说：“未补晋升工资是误会，这是学校内部调节的问题。等到开学，学校把考核合格的事情办了，就会补发的。”新学期开学后，学校在我的上一年的考核表中填写上了“合格”二字，当年正常晋升的工资也补发了。

利用法律救人的事我还在继续。走法律程序救人的整个过程中，我不看官位大小，即使是被明慧网曝光的要被制裁的恶人，我也不把他们当作无可救药的人，修炼人没有敌人。给省、中央一级人员寄信时，也是在我学法、心性提高后，抱着慈悲心，没有仇恨，没有分别心，用正念对待，才能坦然邮寄的。

针对法律程序的各种干扰，我谨记师父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法理，不恨、不气，理性对待。师尊的法理不断的净化着我的心，指导我在利用法律救人的路上走正、走稳。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我一定要修好自己，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越到最后，对自己要求要越严格。

修好自己是第一位的。我也是在行动上渐渐做到了努力修去自己顽固的根本执著，才能做得了利用法律救人的事情。

层次有限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