坚修大法 广传真相

【明慧网二零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】我是农村大法弟子，今年七十六岁，一九九八年我和老伴一起得法，二十多年来，我们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。下面把我修炼中的几件事讲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

一、不计得失，放下利益心

我刚得法不长时间，就出现了考验心性的事。农村的耕牛冬天都是散放，在大地里吃秸秆。有一天，我家的牛跑回村里，把别人家的苞米仓子给弄坏了，吃了一些苞米。其实这在村里是常有的事，可那家人一气之下把我家的牛给扎死了。我一下子火就上来了：“吃你点苞米值几个钱？一头牛的损失多大呀！”就想去找他理论，让他赔钱！

可是我一想自己是修炼人，遇事得向内找。牛要不吃人家的苞米，也不会有这事，不失不得，损失就损失吧。我们忍下了，没有叫他赔钱，可是心里总是有点放不下。

师父看我利益心没去干净，就又安排了一件事叫我去利益心。

我家和外村一家是地邻，他家忙不过来，就雇我家农机趟地，可是秋后却不给机耕费，去要了几回也不给。我想：修炼了，没有偶然的事。他为什么不给我钱，可能是我前生欠他的，以这种形式了结，同时去我的利益心。我看他挺困难的，钱就不要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的利益心越来越淡。

二、進京证实法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。我和同修们交流应该走出来，到各级政府、到北京去讲真相，还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，可是没有钱。到过了年的正月十五，我们几个同修先去了县政府，政府放三天假，没有讲成。

我们三个同修决定進北京，当时都没有钱，我从女儿那里拿了八百元钱，这钱也不够啊，怎么办？同修说他女儿在北京，只要有车费到北京就行。我们为了省钱做了一些干粮，拿个水杯就上路了。

当时县、乡、村都在监视、拦截，为防止拦截，我们就先到中途下车，再转道去了北京。刚到同修女儿那里，家里就来了电话，说乡里要来人。我们赶紧买了红布和笔，写了横幅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。刚到旗杆下，横幅没等打开，警车就到了跟前，上来一帮警察就把我们按住了，我们高喊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还我师父清白！”他们强行把我们绑架到顺义县派出所。当天晚上乡里的人就赶到了，把我们劫回，非法拘留了一个多月。

三、走遍乡村，传真相救人

中共迫害大法后，谎言铺天盖地的毒害老百姓。为了救人，我和同修就开始以各种方式讲真相。当时我们刚修炼不长时间，法理也不清，就知道要听师父的话，知道大法好。

开始什么真相资料也没有，我们就买来红纸，写上“法轮大法好”、“真善忍好”、“还我师父清白”。我们打了浆糊，到各个村里去贴。冬天怕浆糊冻，就把浆糊装在塑料袋里，放在怀里。贴完回来，手套都冻成了冰棍。后来城里同修做了真相不干胶、小册子、条幅，做起来方便多了。我们把家附近的村子发完了，就往远处去发。

有一次，我们三人坐客车到了七十里外的一个村子下车，从这个村开始，往回一个村一个村的发。真相资料发完已经半夜了，找车也没有，就一直走回来，到家腿都挪不动了。

如果这样，再往远一些的地方发也不行啊，我就和同修想办法。我们准备坐客车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往回发，发完后到附近同修家住下，第二天坐客车回家。可是当地同修的家属害怕，就和另一个同修联系他妹妹，在那里落脚，我们把那里周围的村屯都发了。

可是再往远发，更不方便了，怎么办？那里的众生也等着得救啊！我想有个车就方便了。可是我也不会开呀，我就找大女婿（未修炼法轮功），他同意了。我凑了钱，买了一台旧车，女婿开车拉我们跑遍了全县的村屯。

后来邻县协调人找到我，说：“某乡离你们近，我们发不过来，你们把那里发了吧。”我们就去那里发了。我们越发越远，有时起大早到二百多里外的外县农村去发放真相资料，一发就是一天一夜，天亮才回家。就这样，我们把真相送到了千家万户。

四、黑窝中讲真相，反迫害

我第一次在劳教所被迫害的时候，包夹看的很严，学不着法，不能炼功。我想这也不行啊，就晚上起来炼功，一下子上来五个人，把我一顿打。

第二天進来一个人，他是市领导的亲属，狱警让他当铺头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很认同，对我很照顾。后来我分到另一个屋，有一个同修早上起来一炼功，就上来一帮犯人把他按到床上。几天下来，我一看不行，就和同修交流：“这样不行，咱们得突破，绝食反迫害。”我俩一绝食，他们害怕了，就把我俩分开了。

我被弄到楼上严管，安排几个包夹看着我，我上厕所都前后夹着我。一直严管了一个月，才把我放回楼下。楼下这屋里有十二人都是同修，都不“转化”，恶人就给我们上刑，坐马扎（小板凳）。从早饭后开始坐一上午，午饭后再一直坐到晚上八点。谁要抻一下，就被用手铐铐到床上，天天这样。

我们想到师父的法：“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”（《精進要旨二》〈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〉）

我们全体绝食，他们就给我们灌盐水。刚灌完没感觉，过一会儿就渴的受不了，哇哇吐，我和一个年轻同修坚持了三天。年轻同修上厕所就晕倒了，他们害怕出事，就不让我们坐马扎了。

在里面能学法太难了。后来同修把经文传進来，就让有文化的同修先抄一遍，再传给其他同修看，放风时互相传看。为了不让包夹看见，就把经文抄在小纸片上，握在手心里，偷偷的看一眼，背几遍，晚上就把经文藏到被子里。就这样，总算能学法了。

第二次我被迫害，遇到几位同修，其中一个是乡政法委书记，一个是中学语文教师，一个是银行领导。刚开始他们学法、炼功，包夹和狱警都装作看不见，不怎么管。我就不行，把我看的很紧。我就想他们有社会地位，对他们高看一眼。

有一天，包夹打政法委书记，他说：“我是政法委书记，你敢打我？”包夹说：“我打的就是你政法委书记。”一顿打。这件事让我明白了，先前管我，不管他们，那时是他们心性好，而我当时争斗心太强，没有修出善。而这次同修挨打，是他把自己的位置放错了，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，还出了争斗心。

我明白了，我得修出善，我的环境才能好。我就想警察也是来得救的，我得叫他们明真相，我就开始写劝善信。没有纸笔，就捡别人扔掉的烟盒和圆珠笔芯。我一边写，一边找语文老师指点，最后同修说行了，我就送给了狱警。他们就传看，后来改变了对我的态度，我的环境也好起来了。

后来迫害越来越厉害，我第三次因为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六年。他们强迫我到工厂干活，我说：“我没犯法，我不干，我不去。”他们就把我抬到车间，下班领回来，这样过了两天。第二天晚上回来，没让我吃饭，把我带到中队长办公室，屋里还有教导员和两个狱警。中队长问我：“认罪不？”我说：“认啥罪呀？我没罪。”他又问：“干不干活？”我说：“不干！”队长就上来用电棍电我的脖子和脸，“咔咔”的响，我全身一抖一抖的。接着教导员也上来，连踢带打加上嘴巴子，把我一顿打。问我：“认不认错？”我说：“没错。”就又来一顿电棍、一顿打，四个人轮番打我两个多小时，一直到晚上八点才放手。

在这期间，他们用各种酷刑迫害大法弟子，其中就有三位同修被迫害离开人世。为了曝光他们的恶行，我们就想方设法把迫害真相往外传，把材料藏到鞋垫里，让出狱的同修带出去。

我经历了三次冤狱，累计十年多，但没有动摇我对法轮大法的正信，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

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，我要实修自己，多救人，以报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