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九年,我高考落第,回家当了农民。身为农民,春种、秋收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然而,我不想碌碌无为一辈子,我就写小说,同时自学农业课程。几年后,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市级刊物上发表。一九八四年,我被推荐到地区农校学习;一九八五年,被分配到乡教办室(乡镇教育办公室)工作。
我的工作比较清闲,教办室主任经常叫我和他们一起到各村学校听课,所以我对全乡教师的教学能力都有所了解。我看到一个教师要教好学生,除了自己的天分,还必须有艰苦的付出。我就把一位教师的成功经验写了一篇文章,得到了作家们的肯定。这时,我对自己也有了清醒的认识,所以我不会盲目自卑,也不会盲目自大。那时我想:如果我是一个小学教师,绝不逊色哪一个人。
我当时是属于民办教师。一九九一年,在中共邪党“一胎化”的计划生育政策下,教育局规定,凡是超生的人员都不能转正,还要被罚款。我已经有两个女儿,转正没有了希望。加之民办教师工资很低,无奈,暑假后我就辞职回家了。为了养家糊口,我种地、种菜、养蘑菇,骑自行车到几十公里外的京城去卖。之后,又伐木、扛木头、当瓦工、内装修,为了挣钱,什么累活都干。
一九九八年,我修炼法轮大法了。我觉的大法太好了,我一定一修到底。
一九九九年七月,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。大法如此的正,如此的好,怎容中共造谣、污蔑、迫害。我时常在晚上骑着自行车,在公路的电线杆上用油漆写上“法轮大法好”、“真善忍好”大字等。我要告诉世人,法轮功没有倒,法轮功就是好。有时一直写到天亮,直到电线杆上有了霜,写不上字为止;有时写到几十里地之外;有时乡政府大门对面的电线杆上我都写上。
那时我常常想:我要是有一个复印机多好,印出很多真相资料,叫更多的人看到。二零零三年春,同修给我送来一台油印机。
二零零四年春天,市公安局警察开着警车,从几十里地以外進了我们这个小村,停在了我家门口,敲响了我家的大门。我带上一本大法书,翻墙出去了。之后警车又来了两次,并扬言我回来就抓。
没有了家,没有了家里的一切,我才知道什么叫“一无所有”。但是我心里不空虚,不孤独,因为我心中有大法,我身上还有一本大法书。我看着遥远的天边,两眼流着泪,心里对师父说:“师父,弟子一定跟您修炼到底。”魔难中,我修炼大法的心更坚定。
同时,我切身感到人生在世,再拼搏、再奋斗、再拥有,最终还是“一无所有”。只有得法修炼才是真真切切,实实在在,是关系到自己生命永永远远的大事。而维护大法,是我此时必须要做的。很快,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有了落脚之地,同时又有同修给我送来一台打印机。
被迫流离失所,都是我自己的怕心招来的。而怕心是自己学法少,法理不清,用人心看问题造成的。所以,在做真相资料的同时,我如饥似渴的学法,并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,加强了炼功、发正念。那段时间,我明显感到了自己的变化,能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问题了。
很快,我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了我的情况,他们都劝我说:“你有两个闺女,又有好的工作,多好的日子。你跟他们(警察)说‘我不炼了’,不就没事了?回家再偷偷炼。”我写了一封信,信中有段话:“法轮功是教人真、善、忍的,我就要做一个真诚、善良、忍让的人。如果我用奸诈、虚伪的手段欺骗别人,那我还是人吗?如果我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你们,你们将作何感受?”写完后,给每人寄了一份。之后,一片寂静。
由于是租房住,因为我天天开着打印机做真相资料,帮我租房的同修感到害怕,怕被连累,所以为了不给同修造成心理压力,为了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,做自己想要做的,二零零六年春,我毅然回到自己的家。我心里想:“你警察离我这几十里地,一时也来不了,来也不方便。”
二零一二年,派出所来电话,说新来的所长要见我。我说:“可以。”他们来了,我很热情的把他们让到了东屋(西屋有打印机及打印耗材)。所长问我:“还炼不炼?”我就说法轮大法如何的好,他就说:“证明你还炼,炼就在家里炼,别出去炼。”走时,我又热情的把他们送出大门,他们说:“老爷子,回去吧,别着凉。”
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这个资料点一直在稳健的运作着。同时,我把自己修炼中的感受写成文章发往明慧网,一篇一篇的登了出来。
我曾经对人生所谓美好的苦苦追求,人生的起伏跌落,都是为今天的修炼、证实法、助师救人奠定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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