聊聊西游记中的“均平物我与亲冤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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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明慧网二零二六年十月五日】在《西遊記》第五十三回中有这样两句话:“德行要修八百,阴功须积三千。均平物我与亲冤,始合西天本愿。”在吴承恩(约1500—1582年)所写的这两句话中,“德行”指道德修养,“阴功”指暗中做不张扬的善事,“均平”指平等对待;“物我”指外物与自我;“亲冤”指亲人和仇人。所以整句话用现代白话说就是,德行要修满八百,阴功要积满三千。平等看待自我与外物、亲疏和冤仇,才能够符合西天佛祖的本意。

图:端平物、我、冤、亲,才是修佛之道。(明慧之窗制图)

有人说,这两句话概括出了《西游记》修行路径的核心。本文且从物质需求角度探讨一下“均平物我与亲冤”这个点。

现代人很难平等对待自我、他人、有恩恩怨怨者。其中主观感受、情绪、情感起了很大因素。现代社会的法律法规令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给,追其究竟,大都是以自我和欲望为中心驱动。在这样的前提下,要做到“均平”对待他人、自我、亲人、仇人,几乎是天方夜谭。那么传统文化中是如何衡量做人和社会状态的呢?

据《论语·学而篇》记载,子贡曾问:“贫贱而不谄谀,富贵而不骄矜,这样如何?”孔子回答:“可以。但不如贫贱而乐道,富贵而好礼。”(子贡曰: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,何如?”子曰: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道,富而好礼者也。”)也就是说,子贡认为,贫贱而不谄媚、富贵而不骄矜就已经很好了,但孔子却指出,子贡说的做人标准不是不可以,但不如贫贱却乐于修身,富贵却恪守天地间的秩序,意思是,无论贫贱,都要维护天、地、人之间的关系,遵守天地之间的秩序和规律来修身,才是更好的做人要领。

被称为中国“(现代)四大史学家”之一的钱穆先生(1895年7月30日—1990年8月30日)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讲,中国传统的经济观是以“人文主义”(或者说是“道德主义”、“礼义主义”)为立场;而不是以“欲望”为立场。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,同须受“人文理想”与“道德礼义”之引导和节制。

“低水准”的必需经济,对人生有其积极价值;而不必需的“超水准”经济,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,甚至会产生反作用与反价值,助长人的欲望。若使物质经济随从于欲望,将使人生无限的不知足、无尽的不平衡,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。所以在谈及经济问题时,常特别注重于“制节谨度”。经济只是用来辅助人生的,而不是用来宰制人生的。这样经济发展才能成为有限度、有节制的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,中国经世济民的理想水准主在于“平”,即欲望的平息、平定。欲望平息、平定了,才能“天下太平”,国泰民安。清代李汝珍(约1763年─1830年)《镜花缘》中“好让不争的君子国”(源自《山海经》),或许可以体现出这种“太平”景象:

据记载,唐敖与多九公闲游君子国。来到闹市,他们看到买货者认为卖货者“谦让”,“货高价贱”,买货者于心不安,要求添价;而卖货者认为买货者“克己”,“货少价多”,不肯加价。路旁走过两个老翁,从公评定,交易这才完成。

在很多人的心目中,买方讨价还价,说些“货少价多”之类的话,卖方则说“货高价贱”,这都是人之常情。而君子国的人却句句话都相反,是另一种风气。唐敖与多九公一路看来,见证了君子国“耕者让畔,行者让路”;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,举止言谈莫不宽和有礼。君子国的人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平常。唐敖与多九公认为,“君子国”的国名以及“好让不争”四字,多半都是邻邦给予的评价和称道。

在《明慧之窗》网站有一个相关的故事,题为《犟婆婆的好媳妇》。中国大陆的袁媛(化名),有个脾气很犟的婆婆,非常不好惹。熟悉这位婆婆的人都知道,婆婆常爱說一句话:“我不怕你,就是头掉了,我用颈子拱,也要拱赢你!”婆婆发起脾气时,往往口不择言,什么重话都说,从来都不考虑别人是否受得了。一家人长期吃住在一起,可想而知,媳妇的日子会如何压抑、难熬。可是后来呢,婆婆变得走到哪里都说自家媳妇好,说袁媛“是个难得的好媳妇”。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?

原来,媳妇通过学习法轮大法,决定让自己“保持平和、放下计较”。例如,有一次婆婆正气急败坏的骂媳妇:“你真蠢!你真蠢!”骂到第二句时,听见媳妇柔和地问她:“那该怎么做呢?”望着袁媛平和的脸,婆婆像忽然醒悟了一样,脸一下子也舒展开来了,低声说:“算了,我来做吧!”那一刻,袁媛感到象有什么东西在她和婆婆之间一下子破碎了,她与婆婆之间的恩恩怨怨被化解了。

无独有偶。在西方,希坡的奥古斯丁(英語:Augustine of Hippo,或圣奥古斯丁:Saint Augustine / Austin)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天主之城》(也译作《上帝之城》,拉丁语:De Civitate Dei)。奥古斯丁在书中说明,罗马的衰退是由于道德的衰退;基督教义不但不是罗马衰退的原因,反而有助于道德的提升。同时,基督徒所归属的不是罗马帝国或任何大地上的城堡,而是上帝之城。大地之城与上帝之城最根本的差别在于,前者人民的共通点在于对自己的爱,后者则是结合于对上帝的爱和因此而生的对彼此的爱。

也就是说,圣奥古斯丁的书揭示了,在西方文化中,人们也认为如果不能平息“欲望”,灵魂就没有“平安”。只有能够平等看待自我与外物、亲疏和冤仇,能象爱自己一样爱彼此,才能最终回归上帝的荣光。

由此看来,吴承恩写出的“均平物我与亲冤” ,在东西方文化中,都是做好人、创造太平盛世,乃至返本归真(即东方成佛成道,西方回归上帝)的正确路径。

相比之下,共产党宣扬唯物论和无神论,宣扬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。结果如何呢?“绝对平均主义”的口号导致种种极端做法,制造了耸人听闻的贫富差距;而“均贫富”则是在诱导人的不劳而获、增加物质欲望和暴力倾向,把全社会导向“物质崇拜主义”、“唯利主义”的歧途。《解体党文化》一书对此有专门论述,本文就不多说了。

孙中山先生曾于1921年提出“心物合一论”(又称中性一元论),主张精神与物质统一,既非唯物亦非唯心,以“心”指代精神,强调精神与物质二者共存互用。这是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的。抛开道德只讲物质,只会使人金钱至上,欲望无休止膨胀,一步步走上狂妄自大、沦丧道德之路。而完全没有精神的物质就只能用“行尸走肉”形容了,那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。

所以兜兜转转,回到《西游记》,再看“均平物我与亲冤,始合西天本愿”这句话,是否就更有画面感,更觉古人悟性不凡了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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